这些年来，我这几部贴近中国当代生活的小说被一些出版社多次用各种结集的方式出版。这一回，新星出版社又要结集出版它们，而且果断纳入以深圳和当代中国变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命运》，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也许它再次印证了这么一个判断，今天的中国还是需要、也是能够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也许有的朋友会说，照你这么说，好像在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有人阻碍过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或者说，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好的创作方法，最起码也是一种过时了的创作方法。应该被淘汰了。情况真是这样吗？
确实，从千百年世界文学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究过程来看，迄今为止，无论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人从原理上公开出来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和遭遇，可以这么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比如十年，现实主义，尤其是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热心表达当下民众生存诉求的创作，不管这样的作品怎样受到当下民众（读者）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在一定的圈子里，甚至在一些很权威很重要的圈子里不仅得不到承认，还会明着暗着嘲讽和羞辱你。不只是故意忽略这样作品的存在，不只是认为这样的创作是“非文学”的，甚至还认为是一种“堕落”。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文学”到底要不要反映——或者说要不要去“贴近”“表现”和“再现”社会现实，要不要关注民生，要不要为民说话。这个“问题”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问题。不管世界文学的城头上曾如何变幻什么花色的旗帜，现实主义，尤其是贴近时代贴近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热心表达当下民众生存诉求的创作，作为“现实主义”缤纷大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甚至还可说是其中一个骨干、一种精髓、一个魂灵，它“从来”、也“一直”张扬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它总是在力求去完成这样一个文学使命：告诉读者，或者和读者一起来探讨，我们，作为一种人、一群人、一类人，曾经怎么活着。还可以怎么活得更像一个人。它始终没有脱离过文学的基本要义：人（社会）和现实。最近我被叫去参加了一个文艺现状调研会。会议的组织者事先提供了六七个课题让与会者思考，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才能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这让我感动，并感奋。与会者都承认近年来中国文艺创作在数量上可以说达到了“繁荣”的程度，在流派纷呈方面也可以说做到了多彩多姿。但综其所有，总觉得还缺少了一点什么。缺少的正是议题中特别提及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诉求的真实表达和刻画，对社会现实和理想追求的深刻再现。这里涉及两个不可回避的母题，其一是：今天的文艺家们还把替人民说真话、真实地表达人民的生存现状和诉求当作自己不可变更的历史使命吗？其二：社会大环境鼓励提倡支持文艺家们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去为人民说真话，表达人民的生存和情感诉求吗？
我的毛笔字是写得很差劲的。有回一个年轻的朋友定要我替他写点什么。我想了又想，写了我这一辈子最想说的一句话：“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大概就是我总结并奉行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要义吧。
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告诉我，实践这个要义，其实是很难很难的。难的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真话。难的还在于自己也不是真能说得出真话，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不管它玩得多么“花哨”或“多彩”，数量多么庞大，必定还会是苍白的。终究做不成文学的大国和强国。路依然漫漫。但它总在你我脚下。这时候也许还是要请出苏轼老先生说上两句，就用他那首千古绝唱的《定风波》来做结束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2018年4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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